四十余载，细水长流。王佐良与张海迪的爱情故事，并非轰轰烈烈，却在平淡日常中积淀出深沉的韵味。它始于1981年，一篇关于张海迪的报道，让远在山东师范大学任教的王佐良，被这位身患残疾却自强不息的女子深深吸引。那年，王佐良31岁，出身上海，经历过知青岁月，饱读诗书，对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中保尔·柯察金的坚韧意志尤为钦佩。而张海迪，26岁，已自学完成小学到大学全部课程，掌握多门外语，并积极投身社会，在莘县从事无线电修理和义务医疗工作，用她饱满的生命力照亮着周围的人们。

这份跨越百余公里的吸引，始于一封谨慎而克制的书信。王佐良率先打破沉默，与张海迪探讨文学、翻译，并逐渐深入到人生观、世界观的交流。张海迪的回信，字里行间透着独立思考者的睿智与坚定，并非寻求帮助或倾诉苦衷，而是平等对话的姿态。信件往来日益频繁，张海迪在信中增添小插图和想象中的风景，幽默中带着锋利，让王佐良意识到，他并非在与一个需要被照顾的人交流，而是一个与他并肩的同路人。

几个月后，王佐良在信中表达了爱意。张海迪的沉默，源于她对残疾带来的现实困境的清醒认识，以及对这份感情的谨慎。为了打消张海迪的疑虑，王佐良毅然前往莘县，直接住进张家，帮助家务，与张海迪深入相处，最终赢得了她的信任。1982年7月23日，两人在济南民政局登记结婚，没有婚纱，没有盛宴，只有简简单单的结婚证，以及黄昏时分，王佐良推着轮椅，与张海迪在济南街头留下的一道长长的身影，这便是他们最浪漫的蜜月。

他们的选择，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显得尤为独特。80年代初期，新修订的婚姻法和民政登记制度逐步完善，领证已具有法律效力，而婚宴只是社会性的仪式。许多人热衷于热闹的“面子工程”，媒体也乐于报道“模范夫妻”，但王佐良与张海迪却更看重婚姻的实质，而非外在的虚饰。他们不反对公众的赞赏，却更不愿被喧嚣的掌声扰乱平静的日常生活。

婚后生活，平静而充实。王佐良继续在山东师范大学任教，张海迪调入济南市文联创作室。为了照顾女儿，张海迪的父母也搬到济南同住。白天，王佐良工作，老人照看家务；晚上，张海迪在书房伏案写作，王佐良则默默地充当她的助手，查资料、添茶水、递零食。1983年，张海迪发表散文《是颗流星，就要把光留给人间》，随后翻译了大量英文小说，他们的家，也成为一个小型工作室，灶台与书桌之间，文学与生活交相辉映。

王佐良甚至为了满足张海迪的绘画爱好，自学木工，为她的油画制作精美的画框。那些用鞋油调制出古朴色泽的画框，不仅展现了王佐良的巧手，更承载着他们之间深厚的情感。

1991年，张海迪被确诊为基底细胞癌，不得不接受第六次，也是最危险的一次手术，且不能使用麻醉。手术室外，王佐良焦灼地等待，手术后的虚弱与疼痛，未能磨灭张海迪努力冲他微笑的坚强。而王佐良的眼泪，则无声地诉说着他深沉的爱与担忧。这次手术，更巩固了两人彼此间的信任与依偎。

1993年，张海迪获得吉林大学哲学系硕士学位，成为中国第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哲学硕士。这份荣誉，是对她多年自学和奋斗的肯定，也是她人生价值的最好证明。而王佐良，则比任何人都为她感到骄傲。

1998年，他们合力翻译了美国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《默多克——一头大象的真实故事》，并获得第四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，这不仅是他们专业能力的认可，也是他们心心相印，并肩作战的见证。

多年来，他们面对过世俗的质疑、亲人的迟疑，也经历过病痛的折磨，但始终相濡以沫，彼此扶持。他们的爱情，没有戏剧性的情节，却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，在书信往来、共同翻译、相互扶持中，慢慢发酵，最终成就了这段令人动容的佳话。

他们的故事，没有惊天动地，却在缓慢的时间里有回响，如同张海迪那句经典的散文名句：“是颗流星，就要把光留给人间”。这光，或许不耀眼，却安静地照亮着他们的生活，也照亮着无数为爱执着的人们的心房。 他们的选择，也为我们理解当代爱情提供了新的视角：在喧嚣的时代，真正能走远的爱情，往往拒绝用轰动来证明自己，而是扎根于最朴素的日常，在平淡中积淀出永恒的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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